第1章 序 我为什么还要写作 二〇一二年春天我在南京,有天下午去一家书店避雨。很小一张门面,要弯着腰下几级台阶才能进去,里面几乎没有灯,所有的书都零散地堆在地上,我要跟跳房子一样找地儿下脚。书架上反而没几本书,仿佛从书架到书垛是条单行道,读者把书从架上拽下来,翻几页扔在书垛上,老板就懒得把它们再一一塞回去了。我以为挑不出什么,可在雨停之前还是找到两本书准备结账,一本是梁实秋的集子,他是我在写作文的年纪就喜欢的作家;另一本是我朋友的旧作,以前见到他都是假装看过这本书,读一读让自己别那么心虚。诡异的事情在结账时生了,我拿到门口问老板多少钱。他一脸茫然,皱眉看着我。我知道这种小书店价钱不定,有些是全价,大部分会打折,具体的折扣要看出版的年份和版次,甚至要考虑那年代的物价,这是个复杂的换算。他把两本书放到公平秤上,告诉我一斤二两,算我七块。我没明白,问他怎么算的。好像我在怀疑他的业界良心,他让我再看秤,指着上面的数字大声说:“六块一斤,十元两斤。” 这是让每个写作者都会心碎的一句话。我去过很多城市、很多书店,我从没想过会在这里问出菜市场一样的口令——这书怎么卖的,多少钱一斤?而事实上,菜市场也很难找着比十元两斤更便宜的东西。猪肉十五元一斤,牛羊肉三十元一斤,香蕉苹果也不止这个价。真的,每个字要写多重才能生存? 我十四岁立志当作家,十八岁开始写作,小时候以为作家可以有很多种活法,像歌德那样高光,像卡夫卡那样阴暗,像拜伦那样多情,像福楼拜那样孤独,像格林那样居无定所,像厄普代克那样足不出户。他们都写过好书,都曾激励我前行,可我从来不敢想象,有一天这些大师的作品就像牛羊肉那样滴着血,放在秤上论斤卖。 对文学而言,这是最糟糕的时代,视听艺术更快捷、更准确地替代了文字阅读;人均每年读书不到五本,其中还算上中小学生的二十本教材;图书出版每年以百分之五十的度向下递减;近十年的研讨会都在讨论文学是否已死,或是还有多久会死;那些剩下的作家,仿佛邪教成员一般稀少而古怪。这种种的一切让我在三十岁的时候开始质疑:最初的梦想是不是一个死胡同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