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终将被少年不可得之物困其一生,除了结婚。 “请问,同志在哪个单位工作?” 坐在方兆中面前的这位相亲对象名叫乔雨青,上穿一件白色女式衬衣,一只小巧的棕黄色小皮包平放在两腿上方,头短的非常知性,扑面而来一股文艺女青年的气质。 “我在队里从事简单的搬运工作,随时听从组织调配。” 1979年,生产队其实已经不叫生产队了,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举行之后,许多地区的生产队自拆分为生产小组,或者基础的初级农业社。 方兆中所在的昌北县就在帝都脚下,早早赶在时尚潮头的前列。 乔雨青十分机敏,一听方兆中说“随时听从组织调配”,就知道这人葫芦里没卖好药。 什么搬运工作,听从调配,说的冠冕堂皇,其实就是待业人员。 有趣的是,两个待业人员谈话的桌面上放着一张新鲜刊载的《人报》,报纸的头版登载了今年春夏之交,上局批转的一篇《关于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的报告》。 报告中明确指出“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,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,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、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,但不准雇工”。 这是1978年正式改开之后,上峰批准的第一个有关个体经济经营的报告。 原因也很简单,78年之后,大批上山下乡的插队知青返城,城镇共计积压待业人员已达8oo万左右。 乔雨青心中略有失望,她自己虽然也是待业人员,但父亲在燕京市里当语文教师,母亲是县立图书馆的管理员,未来在“县区文化领域”混个职名儿还是简简单单的。 “那……父母单位也是在生产队吗?” “哦,我父亲在内燃厂当工人,但现在卧病在床,身边离不了人;母亲给队里掌勺做饭,有时候也帮人缝衣服。” 话里半真半假,方兆中笑的人畜无害。 实则真实情况是,197o年的时候,县里内燃厂承接一批苏联淘汰的旧式设备,由于国际关系因素,彼时厂内缺乏苏联专家的指导,新设备在安装不久之后生故障。 方父方建国为了解救当时在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