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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观的产物

要说包括观察电影在内的纪录片可以拍什么，我的答案是，创作者看到、听到和体验到的世界。

比如《精神》里面，从2005年秋天到2007年夏天的大概30天里，我访问“冈山合唱团”

，描绘了我亲眼看到的世界。

“冈山合唱团”

是精神科医生山本昌知先生和当事者（患者）在1997年齐心协力创办起来的精神科诊疗所。

这个利用古旧的民居建起的“婆婆们的家”

里，来了患有各种精神疾病的人们，像综合失调症和躁郁症等。

我和规与子带着摄影器材，造访那里一个铺着榻榻米的接待室，向坐在那里的人们打招呼，然后把摄影机对准那些允许我们拍摄的人。

这里我想强调的是，如果拍摄时期不同，和我相遇的大概就是其他人，最后应该就变成了不同的电影。

纪录片由相遇和时机支配着，只能捕捉到现实里仅有的那么一小部分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无论怎么标榜“客观、中立、公正”

，一切的纪录片在本质上都是一种体验记录。

创作者不应该伪装什么客观性，观看的人也不必在一开始就期待客观的真实，而是应该认识到作品是创作者的个人体验，然后再观看。

这是媒介认知的基本。

观察电影既然是用影像呈现的体验记录，那么当然就是主观的产物。

所有观察的行为都是以观察主体为前提的。

创作者把摄

影机对准谁呢？这就是一个极其主观的选择。

什么时候，在哪里，从什么地方，以什么角度来开始摄影、完成拍摄呢？在这期间，摄影机怎么动呢？创作者是否要介入被拍摄对象的世界呢？这些全是主观判断。

剪辑室里的工作也是极为主观的。

比如《选举》把60小时的影像素材剪辑成了2小时，也就是说扔掉了58小时。

扔掉什么，留下什么，以怎样的顺序编排？配音乐还是不配？如果要配又该用什么样的音乐？旁白呢？字幕呢？混录呢？……创作者若不反复进行主观选择，作品就无法完成。

但一说“观察电影是主观的”

，又很容易被误解为“本着创作者的成见，肆意制作的电影”

，这也是不对的。

前面也写过，重要的是不事先设定主题和“想说的话”

，并将其嵌入到影像里，而只通过摄影和剪辑来仔细观察眼前的现实，去倾听它，在作品里使这些通过主观观察得到的发现与冲击结成果实，这才是观察电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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